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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高官称中美两军关系发展存在障碍
　　据新华社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5日在第九届亚洲安全大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方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其中包括两军关系在内。

　　马晓天说，中美两军关系发展存在障碍，第一是美对台军售；第二是美国军舰、飞机在中国南海、东海对中国进行高强度监视、侦察；第三是美国国会通过的《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和《迪莱修正案》，对12个领域的两军交流进行限制。所以，对两军交往设置障碍的责任并不在中方。

　　马晓天说，中美两国建交以来共同发表了三个联合公报，其中《八·一七公报》发表于1982年。根据该公报，美方承诺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质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得到最后的解决。但此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他说，美对台军售是30年来一直干扰中美关系的严重事件。这里有战略互信、双方合作的政治基础问题，也有如何对待自己承诺的问题。中美建交以来，两军关系经历着“发展、停滞、再发展、再停滞”的怪圈。双方都希望通过努力打破这个怪圈，但是这些努力至今没有明显成效。
 

阎崇年悬赏案涉公共利益 专家建议差错出版物召回
　　白平挑错阎崇年校注的《康熙顺天府志》部分章节
　　现行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对图书出版之前的要求比较严格，但图书一旦出售以后，出版单位便不再对读者承担纠错义务，这几乎成了出版行业的潜规则。
　　从社会影响来看，出版物中的错误对于人类的危害，有如掺杂了三聚氰胺的三鹿奶粉。所不同的是，不良物质产品危害的是人类的健康和生命，不良精神产品危害的却是人类的思想与心灵。
　　有人大代表认为，应当立法规范出版物的质量，针对出版物这一特定商品，还应建立消除影响的修正制度，由缺陷出版物的责任人以多种方式消除其给阅读者及其他公众造成的不利影响。
　　本报记者 王斌 本报实习生 董玲玲
　　自山西副教授白平挑错阎崇年校注的《康熙顺天府志》以来，所引发的话题一个接着一个。
　　6月2日上午，北京亚运村法庭开庭审理了白平诉阎崇年案件。也就在同一天，有媒体刊登《不妨以娱乐心态看白平起诉阎崇年》一文，作者认为，白平起诉阎崇年一事“正所谓博客开炮，媒体爆料；官司搭台，金钱唱戏……怎么看也只有炒作、包装、谋利，唯独没有学术……”
　　对此，白平的代理律师王德怡认为，悬赏案虽本身颇具戏剧色彩，本质却是一个极为严肃的公共事件，“怎么都娱乐不起来”。
　　悬赏案涉及公共利益
　　“公众人物应当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这一事件关系到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和公众人物的道德品质问题。”王德怡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公众人物作为备受普通民众所关注的目标人群，其行为可能引起一些“粉丝”的追捧和模仿，因此更应当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否则在如今社会的诚信监督机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欺世盗名的行径便会畅行无阻，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都会随之滑坡。眼下，一些名人、明星对社会空口许诺、虚假宣传却得不到应有的监督和制裁，破坏了社会的基本秩序。如何建立和完善整个社会的诚信监督机制，是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
　　在王德怡看来，阎崇年悬赏案还关系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他说，《康熙顺天府志》一书在校注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与修复专项基金的资助，如今出现了这么多“错误”，是资金不够还是校注人力资源有限？目前，国家还有多项类似的专项基金，这些专项基金属于社会公共资源，公众就有知情权获悉并要求明确公开这些基金的具体使用情况，监督这些专项基金的运行过程，以便其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公共资源的使用需要公众监督”。
　　王德怡向《法制日报》记者分析道，阎崇年悬赏案还引出了一个问题———出版商或著作权人对出版物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他说，现行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对图书出版之前的要求比较严格，但图书一旦出售以后，出版单位便不再对读者承担纠错义务，这几乎成了出版行业的潜规则。
　　出版物差错危害人类精神
　　有人认为，所谓出版行业的潜规则，其实是对出版物差错责任的规避。记者了解到，出版物出现差错的问题，并不是个新鲜话题，古已有之，今犹存在。
　　清代学者顾广圻曾用“诬古人、惑来者”六个字来概括书籍错误的危害。
　　有业内人士对记者说，教科书曾经告诉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两个“常识”：一是“向日葵‘常朝着太阳’”；二是“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的宇航员说从月球上能看到长城”。关于第一个结论，根据现代生物学家们的观察实验，向日葵是否向日“要看处于什么生长阶段”，向日葵在许多情形下是并不向日的；关于宇航员在太空中能看到万里长城的说法，有许多人通过科学推理论证了这一说法不具备真实性。尤其是在人类首次踏足月球31年之后，《名人面对面》独家专访了第一批登月的两名宇航员之一的奥尔德林，奥尔德林明确说：“我没有在月球上看到长城。”
　　但是，直到现在，当年制造这些结论的人和出版社至今没有站出来。“由于书籍传播的内容违反了科学结论，不利于人们对事物求真。虽然现在有一些科普作家发表了相关文章，试图纠正这些错误，但由于其传播范围有限，收效不大。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如果原出版单位不出来纠正、澄清事实并承担责任，则其社会危害性会像农药那样持续很长时间。”这名业内人士说。
　　王德怡认为，从社会影响来看，出版物中的错误对于人类的危害，有如掺杂了三聚氰胺的三鹿奶粉。所不同的是，不良物质产品危害的是人类的健康和生命，不良精神产品危害的却是人类的思想与心灵。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的性质更为严重。因此，合法出版物中的错误可能带来的社会危害性必须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
　　差错出版物召回承诺成空谈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早在2007年，国内出版单位就已经意识到出版物差错带来的社会危害。
　　2007年1月30日，36家国内大型出版单位和网络媒体在全国政协礼堂发出《致全国编辑工作者的倡议书》，向社会庄重承诺“决不让不合格产品危害社会”，并且决定“确立并严格执行次品召回制度”。
　　然而，3年多过去了，人们却没有发现媒体报道这36家单位召回任何已公开发行的出版物。读者不禁起疑，难道这些年来这些单位的出版物百分之百合格？
　　据上海一家媒体报道，2009年上海编校质量检查情况不如2008年，合格的出版社有18家，不合格的出版社有19家，仅4家出版社得到满分，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二的有5家。
　　出版界业内人士认为，所有的产品都可能有缺陷，公众不能苛求所有的作者与编辑不犯错误，公众对出版物的缺陷要承担一定限度的容忍义务。
　　“但是，一旦出版物中的缺陷或错误被发现并经验证属实，应该有成文法律法规强制出版单位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一名不愿具名的法学专家说。
　　出台召回制度维护公众权益
　　阎崇年悬赏案可谓是出版物差错的一个个案，“我们的初衷，就是要用法律维护公众的权益。”王德怡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但是，目前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益，还存在一些困难，一是单个读者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要求出版社召回书籍无法可依；二是没有明确的错误认定程序；三是维权成本太高，经济上得不偿失。
　　针对这种现状，王德怡提出应制定“出版物安全法”，建议出台出版物纠错和召回制度。
　　王德怡说，这个法律概念首先应要求出版单位及时通过权威统一的渠道向全社会公布纠错信息，以便读者加以比对，打上补丁；对于影响出版物消费安全的错误，必须强制进行纠正，特别是对教科书、教学参考工具书、少儿读物、各类文献等，需要及时纠错，至于休闲类读物、娱乐杂志之类的出版物，法律的要求可以低一些。同时，如果出版物中的错误严重到一定程度，必须将出版物全部召回，避免其流入社会造成损害。因召回导致的消费者的经济损失，出版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也有法律界人士提出，应当为消费者提供向出版单位追究法律责任的有效司法救济途径。比如，应尝试允许消费者协会或其他民间组织向出版单位提起集体诉讼；考虑到原被告双方实力的严重不对等，在此类诉讼中应给出版单位分配更多举证责任，即由原告就出版物存在错误提供初步证据和理由，由被告就其出版物不存在错误提供充分证据和理由。
　　对于出台出版物纠错和召回制度的建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赞同，他认为，还可以把“问题出版物召回”等内容写入未来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
　　在今年的“两会”上，就有人大代表提出，应当立法规范出版物的质量。针对出版物这一特定商品，还应建立消除影响的修正制度，由缺陷出版物的责任人(作者和出版商等)以多种方式消除其给阅读者及其他公众造成的不利影响。
 

低俗化节目突破大众道德底线 应有文化担当意识
　　近日，国家广电总局正式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及《关于加强情感故事类电视节目管理的通知》两份文件，对相亲类节目“泛滥、造假、低俗”等倾向着手整饬。低俗化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情色恶搞、出格炒作、挑战极限、呈现残忍。低俗化电视综艺节目的风行，严重恶化了文化生态，扭曲了价值导向。透视其产生的原因和危害，正是为了文化自省与价值重建。
　　低俗化节目突破大众道德底线
　　10年前，《非常男女》、《玫瑰有约》等相亲类节目曾风行一时，雅俗共赏的风格使其广受好评。而此番，各类相亲节目卷土重来，名为相亲，实为“抛售”社会话题，尺度极为夸张。与此同时，心理情感类节目也是遍地开花，全国荧屏上，情感类综艺节目已达100多个。
　　情感类综艺节目风行的同时，伴随着争议和非议：“拜金女”马诺、“露富男”刘云超、“艳照女”闫凤娇、“中性女”谢佳……这些话题明星创造了不一般的人气值和娱乐指数，而其言行更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抨击。无论是想“坐到宝马里面哭”的马诺，还是“财大气粗、拿600万存款到处砸人”的刘云超，都以挑战姿态冲破了传统道德的底线。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挑战传统道德底线的同时却带来飙升的人气。马诺曾被各大媒体争相追逐，那迪也成了主持人，就连因为不雅视频走红的车模兽兽出场费也翻着跟头往上涨。“封杀了一个，还有千万个勇敢地裸出来。”这是网友对闫凤娇艳照门的点评，也似乎成为各类综艺节目的真实写照。
　　在网上，网民言辞激烈地指责某相亲节目女嘉宾“打着约会的旗帜卖嗲！听她哭的声音肉麻到想吐！”这位网民进而指责该节目本身就是一个“娱乐无底裤”。有网友总结低俗化节目的共同特点：语不惊人死不休，要眼球不要脸皮，宁可赤身裸体也要遗臭万年。公众对电视综艺节目低俗化倾向的反感由此可见一斑。
　　娱乐化时代，综艺类节目几乎成为影响文化潮流的主要力量。奚阳是位在银行工作的单身女白领，容貌出众的她差一点走上选秀的舞台，不过她始终没有迈出那一步。“太可怕了，我看有些选手为了走红真是连脸都不要了，我承受不了那个。”奚阳告诉记者，曾经有公司对她说，想红很简单，只要按照公司的策划走，不要怕负面，话题不断就好，而且暗示，他们和很多栏目都有合作关系，可以保持一定的出镜率。奚阳似乎心有余悸地说，“想想蛮可怕的，自己说不定就成了电视业竞争中的一颗棋子，他们赚了眼球，我却赔了名声。真庆幸没有加入这个圈子。”
　　网上有人戏称，当下的电视节目是“新闻空洞枯燥，电视剧粗制滥造！”“很多时候，你坐在电视机前手持电视遥控器，几十个频道换来换去，就是不知道该看什么。”这客观促成了综艺类节目在众多电视类节目中脱颖而出，成为各大电视台争抢收视率的法宝。
　　竞争也就此展开，不知从何时开始，一个比一个惊人的话题在节目中被提出，一位比一位“雷人”的嘉宾被请出。如果说马诺的“宝马说”还只是谈条件，那朱真芳的“握个手20万元”则是漫天要价，至于“凤姐”的“豪言壮语”则是赤裸裸地消费无聊。
　　南航社会学副教授张杰说，“转型期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极为复杂的道德重建，各种价值观纷纷借助不同的传播渠道进行表达，在新的道德秩序尚未健全时，需要媒体对主流价值观予以引导，这在当下尤为重要。”
　　“媒体构建的公共平台本身就是一种巨大资源优势和话语优势，很多人都想借这个平台出名，这需要媒体更加谨慎地对待自己的平台优势，尽可能全面地考虑各种可能性的后果，而不是仅仅搭建好一个平台就完事了。”张杰觉得，这也是广电总局出台相关规范的原因。
　　综艺节目应注重价值取向与人文关怀
　　古今中外，人类在文化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拜金从来都算不上一种高尚的品质，甚至于应该受到批判。正因为如此，任意列举一些文学艺术作品如《悭吝人》、《基督山恩仇记》、《金锁记》、《桃花扇》、《珍珠塔》等等都对拜金主义进行了鞭挞，其价值观更是成为人们评价事物的一条重要准则。作为大众传媒，电视节目也应该坚持这样的价值观，而低俗化电视综艺节目，则完全违背了这一准则，赤裸裸地宣扬金钱至上，颠覆了普适性的文化审美。
　　一些低俗化电视综艺节目，更是把普通人的隐私作为最大的卖点：3个家庭30天的试离婚过程、妻子潜伏智擒第三者、女儿跟踪发现母亲与自己的男友约会、公公对儿媳垂涎三尺、“做第三者，我终于享受了幸福”、“女儿苦追母亲的前男友”……当事人讲述个人和家庭隐私，双方在镜头前对质、开骂，个人隐私被娱乐化、商业化，大大激发了大众的窥私欲。再看看这些节目的表现手段，“毒舌”飞舞，嘉宾和主持人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并把这些当成了“幽默”、“时尚”，殊不知，这些恰恰“没文化”，更是缺乏现代人格的表现，对大众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很多文学艺术作品中，普通人尤其是弱势群体是人们尊重的对象。如《祝福》、《骆驼祥子》、《茶花女》等等，深切的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使这些作品获得了永恒的文化生命力。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缺乏公正，贫富差距过大，普通人尤其是弱势群体在社会上处处碰壁，备感压抑。而在一些低俗化电视综艺节目中，普通人备受嘲弄与压抑，更得不到最起码的理解与尊重。电视节目理应成为“解压阀”，而低俗化综艺节目却给大众增添了新的压力。
　　文化担当意识是综艺节目的生命力
　　一些电视综艺节目为何日益陷入低俗化的泥潭？江苏教育电视台著名制片人周云龙从一个侧面道破玄机：这些节目名为男女嘉宾交友，实为编导与嘉宾交易；名为征婚征友，实为情景表演。真人秀，变成了“假人秀”！因为嘉宾的身份作假，主持人、评委与嘉宾之间的交锋就可以随心所欲、放开尺度，彼此都不必考虑对方的感受、顾及对方的尊严，调侃、讽刺、谩骂、羞辱就可以脱口而出。而且那些激烈的交锋环节，事先可能有彩排，对话也可能有台本，许多出彩的细节，都有精心的设计。一般来说，故事主人公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不可能轻易改变或被改变，但是花钱请来的群众演员或职业模特，你叫他说什么，他就会说什么，你叫他怎么说，他就会怎么说。假如嘉宾有借位出名的企图，他(她)的言行举止自然更加无所顾忌。而节目的炒作，当然也会怎么刺激眼球怎么胡来，绯闻艳照，天花乱坠。“假人道出实话真话，并且受到热烈追捧，这一现象反衬的一个事实是，生活中的真人常常说的都是假话、空话、套话。台下不说真话，台上戴面具可以说真话，网下不说实话，网上用假名可以说实话，显然这是社会出了问题。”周云龙强调说，媒体是社会的良知，对社会肌体的病变应该适时发出警示，媒体人应该有这样的担当，要尽心尽力为社会现状的改变“鼓”与“呼”，而不是糊里糊涂地迎合社会的某种思潮去“瞒”与“骗”！
　　综艺节目塑造出来的全民偶像，或者是“俗星”，或者是“丑星”，或者是“怪星”，可以成为反面的“励志榜样”，却无法给人们积极健康的价值指引，这与国外电视节目塑造出的“苏珊大妈”、“珍妮奶奶”大相径庭。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于德山说，社会环境与传媒环境“合谋”催生了这些低俗化电视综艺节目：转型期社会，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在解构与重构中纠结，很容易陷入物质主义与虚无主义之中。传媒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挣扎，很容易一头扎进媚俗化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可自拔。电视综艺节目，应该扎根于社会文化土壤，更应该优化社会文化土壤，要注重创新，注重感染力，最关键的是，要有文化担当意识，这才是文化艺术作品的永恒生命力。
　　本报记者 贾梦雨 徐宁
 

大众审丑意兴为什么这样浓？要宣泄所以无厘头？
　　凤姐之类的网络红人，玩的是个性还是丑陋？有一个流传已久的段子可供参考：凤姐和芙蓉姐姐同时落水，你手里只有一块板砖，拍谁？答：谁救拍谁。
　　世界杯鏖战正酣，向来四处追逐注意力的网络红人们自然不会放过眼前的好机会。凤姐虽被电视台封杀，还是得以在某视频网站上评球，而芙蓉姐姐也以S造型出现在了球迷狂欢活动上。有赖这种见缝插针式的亮相，凤姐、芙蓉姐姐、贤淑哥、旗袍姐这些网络红人们，言行虽然奇异，却能保持舆论热度，被主流媒体频频报道，还能不断搅动争议，让审美还是审丑争个不可开交。
　　大众审丑意兴为什么这样浓？
　　“让他按安排好的性格和身份继续大放厥词”
　　曾经操刀炮制网络红人、如今转战国内某知名网络公司的小林给本报讲述了红人背后的故事——
　　“让他按安排好的性格和身份继续大放厥词”
　　记者：你是怎么操作的？
　　林：先是在一个挺有名的论坛上，看到了一个炫富的帖子，就是说自己开什么好车，对开廉价车的人如何看不惯之类的，说白了就是仇穷。看点也就在这儿。后来我们就根据这个帖子做了一个视频，之后在其他的论坛上和视频站上转发了一下，点击率就上去了。之后就跟做连续剧似的，让他按照安排好的性格和身份继续大放厥词就行了。
　　这种令人愤怒的言论，自然而然就引起网民关注，视频的主角自然也就红了，他的视频就成了我们吸引点击率的保证，流量上升了，广告卖得好，就得了。
　　现在任何一个网民都可以通过“灌水”赚钱
　　记者：设计炒作时有没有想到过社会责任？
　　林：一开始就是赌一下。我们当时是在同时做很多类似的东西，摸索网民的口味，希望其中有一个能轰动网络。我们其实就是包装公司，找准了会引起的争议，自然而然地让网民去关注。
　　记者：那时跟媒体有合作吗？
　　林：当时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并没有太周密的计划，所以没有和媒体有联系。但是因为很具争议性吧，媒体后来还是给予了特别高的关注。
　　记者：现在呢？
　　林：最早的网络推手其实挺草根的，就是混迹在各大论坛里的网友、版主什么的，他们从一些网民热议里看到了商机，就借势炒作。
　　而现在的网络推手已经不像原来那样单兵作战了，一个团队从接到个人或企业的推广任务开始，可以按照一个完整有序的套路介入、策划、包装。另外网络推手的媒介能力也不再像当年那么差，不仅跟大网站，还跟传统媒体的关系也搞得很好，可以非常主动地与传统媒体接触，让传统媒体再把炒作进一步推下去。
　　[批注]
　　记者在一个网络公关公司的网站上注册后发现，任何一个网民都可以通过为网站工作赚钱，任务就是按照网络公关的要求在网上“灌水”。这个网站号称拥有数万人的“灌水”队伍，客户也不限于个人，还面向企业团体，为它们做产品服务营销。
　　“看客审丑的兴趣，才是炒红网络红人的推动力”
　　记者：你认为推手对舆论的影响力如何？
　　林：推手大部分时间是在挑起争议，并且维持争议性，因为如果不存在争议了，网络红人们也就没有生命力了。但影响力也就仅此而已。前面也说了，跟不跟进炒作，推手还要看网民的兴趣啊。所以我觉得看客们才是真正的推手，他们审丑的兴趣，推动着网络推手去炒作丑，这才是炒红网络红人的推动力。
　　“自尊低的人需要有比他们更不堪的可以评头品足的对象”
　　有人说，如果凤姐没有毛病，那就是这个社会有毛病。我们的社会为何把“审美”换做“审丑”了——
　　“自尊低的人需要有比他们更不堪的可以评头品足的对象”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系讲师严霄霏：芙蓉、凤姐这些审丑的事件里面大多有三个主角，芙蓉、背后的推手和媒体、公众。这三方面在事件当中各自满足着自己的需求。对前两者来说，主要获得关注和经济利益。对公众来说，是满足了审丑的需求。
　　人们为什么会有审丑的需求，这和心理学里所说的自尊需要和自我服务的偏见有关。我们经常要通过同他人的比较来获得自尊，我们喜欢受到周围人的重视和认同。
　　但是对于自尊低的人来说，是需要更多的东西来支撑自己的自尊的，比如有比他们更不堪的可以评头品足的对象，这是一种维护自尊的自我防御机制。有研究表明，当自尊水平比较高的时候，我们不会那么脸皮薄，也不会那么多的去批评别人。
　　[批注]
　　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陈曙红对某媒体说：“嘲笑比自己更弱小的人，从而弥补自己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失落，这其实也是一种弱者心理，而且以残酷或者说残忍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同一篇报道写道：“凤姐”们自信、自恋的背后，其实是自践、自戕，可悲却又可怜。
　　[喻言]
　　人们要宣泄
　　所以无厘头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
　　网络红人的出现，其实是现有的制度安排对于大众情绪的纾解、对于社会“安全阀”的建设做得不够而导致的。在这种社会磨合的情况下、社会紧张度加剧的情况下，人们总是要宣泄的。而人们又不愿意按照很正的步骤去走，所以就无厘头，就把犀利哥啊之类的人推出来，成为一种代偿满足的方式。
　　这实际上是一种信号。现在人们只能利用网络，通过一些说不上违规的方法，比如追逐奇奇怪怪的红人，但这只是表象，还有深层的原因。
　　从新闻媒体角度来说，也很难，连人们开个玩笑、弄个无厘头也要堵死的话，这个社会就要爆炸掉了，人们就要利用更加恶劣的形式来表达对社会压力的反应了。娱乐方式是可以多样化的，中国不是娱乐太多，而是娱乐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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